记者：能谈谈近来您关注的能源问题吗？
郑玉歆：发展可再生能源无疑是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我国也不例外。我认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应多一些战略思考，减少盲目性。目前，世界能源系统正处于由传统能源为主向可再生能源为主转变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可再生能源技术，尚不成熟，使可再生能源能够像化石能源那样大规模使用的重大技术突破远未实现，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成本较高、效率较低、性能不稳定是这个时期可再生能源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不宜盲目扩张。
记者：能具体谈谈吗？
郑玉歆：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可再生能源目前都离不开政府的价格补贴或政策补贴，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电网接入都是如此。可再生能源规模越大，需要的补贴越多。我国财政现在每年都要支出几百亿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种补贴的实质是用化石能源的盈利去补贴可再生能源的亏损，是在用高成本的能源去替代低成本的能源。
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低成本的化石能源至少还能支撑全球100~200年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时，应量力而行。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已进入相对平稳或呈减少的趋势。我国的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增长的空间很大。因而，我国能源战略不宜盲目照搬发达国家。
在这个阶段，我国可再生能源应适度发展，不宜盲目追求可再生能源的高比重，不能因为方向对就铺摊子、上规模、一哄而上。以风电和太阳能相关产品制造为代表的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近年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我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的多数企业存在过度靠补贴过日子，过度依靠国际市场，过度依靠低成本优势，核心技术来源于国外，关键工艺、设备和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自主研发水平较低的问题。
风电、光伏发电的效率受到储能技术发展滞后、上网难等问题的严重制约，弃光、弃风现象普遍，产能过剩问题令人关注。这种发展模式亟待改变。
记者：针对上述有关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郑玉歆：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尚未出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应该建立适当的行业准入制度，扶植先进，以提高财政补贴的有效性。特别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应把本来用来补贴产品生产的巨额经费转移一部分到大力支持开展可再生能源的自主研发和建设实验装置上。应紧密跟踪国际技术前沿，并努力实现超越，不断增加技术储备，为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大发展做好积极的准备。这样的转变也符合国家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对于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改善的作用也应理性对待。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传统能源的清洁使用。
另外，应该理性看待煤的利用价值。煤是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是由我国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的，又是资源浪费的大户和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煤在我国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决定了，要解决我国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问题，不能回避煤的清洁、有效使用问题，否则都是徒劳的纸上谈兵。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把煤变成清洁燃料，那么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劣势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煤的清洁化对于我国能源状况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相关。我国的能源战略必须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实际上，我国已有一些使煤成为清洁能源、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如煤的地下气化技术，新型共燃技术，特别是后者简单易行，而且还可以使包括垃圾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废弃物都能实现洁净燃烧，前景非常广阔。
但由于体制上、政策上的障碍使其难以成长。政府应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对这样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给以积极扶植。
